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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奥古斯丁、莎士比亚、培根、爱迪生、林肯、萧伯纳、卢梭、马克思、罗斯金、罗素、梭罗……

    古今中外，几乎一切思想者都思考过贫与富的问题。以上所列是外国的。至于吾国，不但更多，而且最能概括他们立场和观点的某些言论，千百年来，早已为国人所熟知。

    都是受命于人类的愿望进行思考的。

    从前思考，乃因构成世界上的财富的东西种类欠丰，数量也不充足，必然产生分配和占有的矛盾；现在思考，乃因贫富问题，依然是世界上最敏感的问题——尽管财富的种类空前丰富了，数量空前充足了……

    这世界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改朝换代的大事件，一半左右与贫富问题相关。有时表面看来无关，归根结底还是有关。那些大事件皆由背景因素酝酿，阶级与阶级、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贫富问题常是幕后锣鼓、事件主题。

    贫富悬殊是造成年代动荡不安的飓风。

    不平等的经济现象是形成那飓风的气候。

    从前那飓风往往掀起暴乱和革命，就像灾难席卷之后发生瘟疫一样自然而然合乎规律。

    从前处于贫穷之境无望无助的一部分人，需要比克服灾难和瘟疫大得多的理性，才能克制揭竿而起的冲动。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连宗教也无法保持其只负责人类灵魂问题的立场。或成为可利用的旗帜，或成为被利用的旗帜，比如十字军东征，比如太平天国起义。

    一个阶层富到了一定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代表人物主宰一个国家长久命运的野心。

    那野心是它的放心。

    一个国家富到了一定的程度，几乎必然产生由其元首主宰世界长久命运的野心。

    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符合着这样的一种逻辑——能做的，则敢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史满是如此这般的血腥的章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实不是由胜败来决定的，是由卷入大战之诸国的经济问题决定的。诸国严重的经济虚症频频报警，结束大战对诸国都是明智的。

    二战是由世界性的贫富问题引起的，这一点体现于德日两国最为典型，英美当时的富强使它们既羡慕又自卑。对于德日两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地富强起来的方式只有一种，在它们想来那是一种凶恶的方式。它们凶恶地选择了。

    希特勒信誓旦旦地向德国保证，几年内使每户德国人家至少拥有一辆小汽车；东条英机则以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的森林以及丰富的地下资源诱惑日本的父母，为了日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军队……

    海湾战争是贫富之战，占世界最大份额的石油蕴藏在科威特的领土之下，在伊拉克看来是不公平的……

    巴以战争说到底也是民族与民族的贫富之战。对巴勒斯坦而言，没有一个像样的国都便没有民族富强的出头之日；对以色列，耶路撒冷既是精神财富，也是将不断升值的有形财富……

    柏林墙的倒塌，韩朝的握手，不仅证明着人类统一的愿望毕竟强烈于分裂的歧见，而且证明着希望富强的无可比拟的说服力……

    台湾不再敢言“反攻大陆”，乃因大陆日渐昌盛，“反攻”只能被当成痴人说梦……

    克林顿的支持率始终不减，乃因他是使美国经济增长指数连年平稳上升的总统……

    欧盟之所以一直存在，并且活动频频，还发行了统一的欧元，乃因它们认为——在胜者通吃的世界经济新态势前，要在贫富这架国际天平上保持住第二等级国的往昔地位，只有结成联盟才能给自己的信心充气……

    阿尔诺德曾说过这样的话：“几乎没有人像现在大多数英国人持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家以其充足的财富证明了她的伟大和她的福利精神。”

    但狄更斯这位英国作家和萧伯纳这位英国戏剧家笔下的英国可不像阿尔诺德说得那样。

    历史告诉我们，“日不落帝国”曾经的富强，与它武力的殖民扩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阿尔诺德所说的那一种“坚定的信念”，似乎更成了美国人的美国信念，而不是英国人的英国信念。美国今日的富强是一枚由投机和荣耀组合成的徽章。从前它靠的是军火，后来它靠的是科技。

    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就会日益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富强。哪怕它的先天资源不足以使其富，但是它起码不会因此而继续贫穷下去。

    中国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果，不是终于也和别国一样产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个城市里都在大面积地拆除溃疡一般的贫民区。

    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正在解决着贫穷人口问题的国家。

    否则它根本没有在世界面前夸耀什么的资本，正如一位子女众多的母亲，仅仅给其中的一两个穿上漂亮衣裳而炫示于人，那么其虚荣是可笑的。

    对于贫富问题，先哲们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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