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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学而未成”，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大王”，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

    每攻占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时间时，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

    亲自出题阅卷，品评高下，决定名次。不过考取了，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给个虚职，并不真正任用，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

    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范。

    如前所述，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而且深沉狡诈，人莫测其端。

    张献忠行军打仗，非常善于用计，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

    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史称“张献忠用兵最狡”。

    如崇祯八年乘元宵节期，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崇祯十四年，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

    次年，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铁庐州”等。

    张献忠也像朱元章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非常善于装神弄鬼。

    朱元章自称会观天象，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据记载：

    张献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告诉部下说自己能看到天上去，见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谓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

    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

    张献忠又说今日天不清朗，所以你们看不到。况且这种奇景只有我这种上天之子才能看到，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看到，这就是天意啊。

    但是，不论如何狡猾，张献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权谋文化。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

    他的眼光、胸襟与刘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用人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

    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章在出身、经历、喜好，特别是残暴、野蛮、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然而在学习、用人、战略眼光上，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朱元章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能够不间断地自学，后来不但熟读经史，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

    而张献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终，一直到死，也没认住几个大字。

    朱元章起兵之初，就怀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揽人才，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

    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张献忠在刀枪面前，从来没有眨过眼睛，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

    在他们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

    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赐赏，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左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张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报名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

    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这些恪守“三纲五常”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叛贼”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

    所以，在大西国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

    在四川科举取士，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所以，考过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写写公文。而且考完之后，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

    这样一来，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敢再以书生自居。

    这些底层出身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流寇的时候如鱼得水。但是一旦从流寇变成了“坐寇”，开始坐天下之后，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历史上的黄巢如是，张献忠也是一样，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缺乏策略。

    开朝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战斗，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

    由于信不过读书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

    史书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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